“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些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不只是关乎过去，而是构成了绵延至今的共同记忆与历史传承，与我们前后相续的奋斗息息相关。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就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 从历经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到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愈发迫切地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的问题。历史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一种文化的价值追求以及一个国家对未来的研判能力。

有网友提醒：历史很“热”、历史学莫“凉”。的确，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一批古装戏激起了街谈巷议的热情，《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纪录片成为爆款，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但历史不止京剧、瓷器等符号，还有数百种地方戏、千万件文物;历史不只需要碎片化知识，更需要一以贯之的脉络体系;历史不仅要有生动的普及本，更需要有严肃的大部头。历史与现实间的窗户纸并非一捅就破，而这正是历史研究者皓首穷经的价值之所在。一个民族的史观，更需要在一次次澄清、辨伪的过程中得以明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研究者理应担纲历史的代言人。

2000多年前，《左传》《史记》与《战国策》分别为编年体、纪传体和国别体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最初的范本。站在21世纪，我们又该如何书写历史?我们需要“书上”的历史，也需要“地下”的历史。因为二里头和殷墟里，矗立着一个需要我们去追寻的华夏。我们需要民族的根脉，也需要世界的眼光。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西洋史到外国史再到全球史，学科名称的变化本身就映照出中国人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努力。考古如同勾稽蛛丝马迹的侦探，世界史如同翻译，多种力量相互碰撞，我们将带着历史的智慧走入未来的通道。

每一次回望都是精神的洗礼，也应成为理性的奠基。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我们才能听清历史的悠远回声，激荡出复兴的民族强音。

石 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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