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因此，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下，还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保证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近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逐步形成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中央政府通过战略实施和体制机制设计，协调各区域产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合理流动，化解产业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培育多元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丰富、强大的动力源。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长期被压抑的能量。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个体民营企业以及通过开放引入的外资企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形成中国产业发展多元混合的动力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快速发展。

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开放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通过40年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加入WTO，我们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国外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极大促进了我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处于一个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的产业要发展，必须对外开放，真正融入这个全球价值链中。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制造业对外开放的支撑。到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制造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达335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1201亿美元。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同时顺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

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优质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规律。随着我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对工业化进程牵引需求作用明显。在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提高城市化质量，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二是要不断提高服务业效率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是服务业成长为经济运行中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对于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业质量和效率还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质量水平还不够高。而且，由于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深化需要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服务业效率提高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亦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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